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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权的支持者和反对者还在其他问题上产生了争议。

比如行政协议中有些是不同行政主体之间为了行政协作等目的而签订的协议，可以称为区域行政协议。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也没有对行政协议的法律适用问题作出特别规定。

从实践来看，区域行政协议是指那些有关政府及行政主管部门为了顺应区域发展的趋势，在不同行政区域间协调行政目标、裁撤制度藩篱、缓解权力冲突等方面协商一致而签订的一系列合意性书面文件的总称。行政协议法定和约定的双重属性，体现了依法行政原则和契约自由原则的统一。当然，在实践中有时或因法律规定，或因认识上的差异而使得情况并非都是简单明了。而且对行政协议合法性、合理性、合约性所进行的审查，已经内在地包含了对行政相对一方的审查。再比如，《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第37条规定，在特许经营协议有效期内，协议内容确需变更的，协议当事人应当在协商一致基础上签订补充协议。

如协议可能对特许经营项目的存续债务产生重大影响的，应当事先征求债权人同意。根据这一规章的规定，行政机关变更、解除协议必须经过双方协商一致，行政机关单方变更解除合同的属于违约行为，应当适用民事法律规范的规定。西班牙国家高等法院随后将案件提交给了欧盟法院审理，欧盟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西班牙数据保护局有权在此案中要求Google删除和冈萨雷斯相关的个人信息链接。

[64]参见张里安、韩旭至：《被遗忘权：大数据时代下的新问题》，《北京理工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第35-51页。第一种场景中的被遗忘权将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信息的合理流通与公众的合理期待。在很多反对者看来，被遗忘权首要的问题在于违背了言论自由的原则，确立被遗忘权会对言论自由产生重大冲击。[47]对于这一点，身处欧洲但却和欧盟保持距离的英国曾经指出，欧盟所承认的被遗忘权在技术上违背了信息的特征。

第三种场景和第二种场景的不同之处在于个人预期不同。在网络社会中，其基本原理也应是一致的，个人承担自己发布信息所带来的风险，这应当是一般原则而非例外。

本文将指出，就被遗忘权的理论基础来说，被遗忘权无法建立在个人信息权的基础之上，被遗忘权只能建立在共同体信息合理流通的基础之上。[33]明尼苏达州大学法学院的罗伯特拉尔森教授认为，被遗忘权和言论自由的价值背道而驰，被遗忘权否认了可能的发言者决定说什么和想什么的能力，而且否认了可能的听众对于形成其观点和思想所需的信息。因为Google等搜索引擎对于个人数据的收集、处理、储存与传播和前科技时代的信息收集、处理、储存与传播方式已经完全不同。在第四部分，本文结合具体场景，根据个人信息来源的不同对被遗忘权做了语境化的界定。

一方面，相关法律与立法建议将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作为请求删除个人信息的前置条件，这就是要确保网络运营者对个人信息的使用要符合国家与人民这个大共同体的整体预期。也因此，有必要赋予个人以一种被遗忘权，以对抗信息与数字技术给个人打上的永恒烙印。当个人数据对于实现其被收集或处理的相关目的不再必要、数据主体撤回同意、已经存在非法的个人数据处理时，或者当数据主体反对基于营销而处理个人数据时[17]，数据控制者有责任及时擦除个人数据。在几种最为主要的言论自由理论中，虽然有个别理论将言论自由的正当性基础建立在个人自主（individual autonomy）的基础之上[53]，但更为主流的通说要么将言论自由建立在言论自由市场的基础之上[54]，要么将言论自由建立在促进人民自治的基础之上。

我国相关法律对于被遗忘权的规定以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或违反双方约定作为删除信息的前提，这说明我国法律上的被遗忘权基础是法律所规定的公共利益或具体场景中的双方预期，其目的是要确保信息的合理流通与各方的合理预期。在评论被遗忘权在美国的适用时，小波斯纳（Eric Posner）指出，虽然美国从整体上信奉言论自由的文化，但美国其实早已拥抱被遗忘权，法律早已在第一修正案和隐私权之间保持平衡。

在任甲玉诉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一案中，原告认为，百度上显示的相关信息已经过时并且对其造成了现实损害[70]，因而应当以一般人格权对其进行保护，赋予个体以请求被遗忘权的权利。例如2010年《侵权责任法》第36条的规定：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

就第二种场景来说，本文认为，当他人复制和转发个人所发布的信息，或者搜索引擎显示此类信息的链接，个人一般不能请求网站删除他人所转发的此类信息。通过辨析被遗忘权的支持与反对意见，可以发现被遗忘权的正当性应建立在信息合理流通与具体场景中各方合理期待的基础之上。同时要求Google删除或隐藏与其有关的这条个人信息，以使得这些信息不再出现在搜索结果或搜索链接中。在信息与网络时代，记忆已经成了常态，而遗忘反而成了例外。欧盟法院的此类判决要求我们查看卡片目录里面的内容，这是要求我们承担我们不希望的角色。[16]但在法律规定上，2012年已经起草但2018年才正式生效的欧洲《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已经对这种权利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在请求删除个人信息的情形中，存在个人请求删除自己所发个人信息、个人请求删除他人转发自己所发的个人信息、个人删除他人所发个人信息的三种场景。有的评论者以加利福尼亚州所制定的未成年人擦除法案为例，对被遗忘权进行了分析。

这就像在日常生活中，当某个人在公共场合失言，不小心透露了自己的某些信息时，个人就应当为此承担伴随的风险，个人没有理由要求公众遗忘此类个人信息。首先，被遗忘权的反对理由正确地指出了被遗忘权与言论自由、信息流通之间的紧张关系或冲突关系。

2010年，冈萨雷斯据此向西班牙数据保护局（AEPD）提出诉讼，认为十二年前所发生的拍卖在多年之前就已经解决，现在提及完全不具有相关性。改变数字信息的流通机制。

对于这三种信息，个人是否都有权要求网站提供删除个人信息？[73] 在本文看来，在第一种场景中，赋予个人以删除个人信息的权利，这应当没有任何争议，因为个体可能都对删除自己所发的个人信息有合理期待。[67] 而在法律实践层面，无论是法律规定、立法建议还是司法判决，我国的被遗忘权都显得较为谨慎，并没有完全追随欧盟的被遗忘权进路。[45] 在被遗忘权只有部分国家承认而互联网全球互联的今天，被遗忘权所要达到被遗忘的效果更是难以实现。[40] 最后，有的反对者也从技术层面对被遗忘权提出了质疑，质疑擦除信息的有效性。

在这种情形下，个人自身理应为其个人信息的流通以及与之伴随的风险承担更多责任，而对于个体提请的删除请求，无论是网络运营商还是有权的公共机构，都应当更为谨慎。[27]从实践来看，为信息隐私法所广为接受的公平信息实践（fair information practices）原则对个人的知情权、信息使用反对权、纠正与修改权进行了广泛的规定。

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被遗忘权应运而生。例如，就被遗忘权的支持者来说，有的认为，被遗忘权对于在数字化时代保护公民个人隐私、防范风险具有重要作用。

换句话说，我国的法律并没有将被遗忘权建立在彻底的个体主义基础之上，相反，我国的立法结合了信息合理流通与各方合理预期来确定被遗忘权的边界。再次，有的反对者也从企业责任的角度对被遗忘权提出了批评。

网络运营者应当采取措施予以删除或者更正。一方面，就被遗忘权的支持理由来说，他们正确地指出了信息与网络等技术带来的挑战，并且至少在理论层面上论证了在网络与信息领域设立遗忘机制的合理性。[69]同前注[4]，杨立新、韩煦文，第27页。西班牙谷歌案涉及一名叫马里奥·冈萨雷斯（Mario Costeja González）的律师。

《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第17条擦除权（‘被遗忘权）规定：数据主体有权要求控制者擦除关于其个人数据的权利。对于应对数字化记忆的可能对策，舍恩伯格是从个人认知调整、信息生态的法律建构与场景化的技术建构层面进行应对的，即改变人们对网络信息的接受与认知。

2015年，在任甲玉诉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人格权纠纷案中，当事人除了主张百度公司侵犯其姓名权、名誉权之外，还主张百度公司侵犯了其一般人格权中被遗忘的权利。[21]人们的信息一旦在计算机与网络上被记录，就会成为永恒的烙印，永不消失的记忆。

[25] 支持被遗忘权的第三点理由来自于权利理论。本文将结合已有支持被遗忘权与反对被遗忘权的意见，重新思考被遗忘权的理论基础。